那么，再把这个比方挪到这里，也就要求在一旦哪句话上卡壳了，就不惜拿出封盘长考的毅力来，既不滿足于仅仅从字面上再觉得哪种解释是可从的，也不愿让意识油然地往下溜号，总想去连缀其他读懂了的句子，捎带着便以为也读懂了这一句，而无论如何，就只咬紧牙关地盯紧了这一句，去琢磨还有可能的余味没有。

[3]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上，见《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８４页。[3] 孔子、子由、颜子等人表现出来的无非是士人从政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与忧患情怀，但是，二程将这一种本来是士人期望承担的政治责任与忧患意识，提升为一种圣贤气象，以作为士大夫效法的人格典范，宋儒的这一看法其实是有重要的现实原因的。

宋学本来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宋儒当然希望在内圣之道和外王之道两方面均有进一步拓展。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所以，士大夫越是成为政治主体，他们感到的责任也越大，随之他们的忧患意识也越强。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而一千多年前儒家士君子的人格精神，则是宋代士大夫激发起忧患意识的精神源泉。

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两宋以来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是宋代士大夫激发起忧患意识的现实原因。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并不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文化知识，而看作是一个活的文明体系，是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知识体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

但是，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与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又有特别不同的地方。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显然，章太炎所说的国故一词，国当然是指作为国家、国族的中国，故则是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的古典学术，国故也就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特别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正在面临着种种社会失序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

如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不仅使用了国学之名，还提出以保国粹为主义的弘扬民族文化价值的思想。早在晚清时期，一些士大夫提出国学概念时，就将国学与国粹等同起来。

其四，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可见，国故显然是一个中国古典学意义上的概念。事实上，国学已经成为当代人文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其实正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中。

1906年９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在当代学科分类中，体现为知识和价值统一的学科是人文学科。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材料。

杨昌济对于晚清中国的师夷长技、变法维新、建立共和政治军均持积极肯定态度，认为引进西方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经途径。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国粹派特别强调从中国传统典籍的国学中寻求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的想法，在历史上曾经受到知识界其他思想流派的批判。

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大学的国学也应该是研究中华古典文明的一门单独学科,完全可以纳入到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与教育体系中来。故而，这一种国学并不是一种独立知识体系的学科，而只能是西方学科体系的附属，即只能够被肢解到西方的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之中。

他说：且夫学问非必悉求之于他国也。胡适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以获取关于对象的本质性、必然性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客观对象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4] 《劝学篇》，《杨昌济集》第一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3页。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古典学 国学 。中国现代大学的人文学科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知识传统和价值传统。

将中国传统国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与人文学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相关，即人文价值、人文经典具有主体性的特点相关。国学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源泉，不仅仅国学中具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价值和特殊意义，同时还包括传统国学的现代价值和普世意义，能够为当代世界、未来人类文明建构提供精神资源。

国学的兴起，本来就鲜明地表达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要求，故而国学学科的建立，就具有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特点，表达出中华文化复兴的要求。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只是强调其知识学的特点。

但是，国学与其他文史哲的人文学科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将中国传统国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由于国学除了具有人文学科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一般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特点： 其一，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性。所以，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强调，中国人为什么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

而且，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表明，缺乏对自身知识传统和价值传统的继承，人文学科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3]古典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世界上实存的文明形态、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解决北京大学国学门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化到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5]他肯定中华文化有着万年采掘无尽时的恒常价值与普遍意义，他希望以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传统学术，以激活中华文化恒常价值与普遍意义。显然，他心目中的国故学还不具有现代的学科意义，中国传统学术似乎只是一堆没有自己独立系统的文献材料。

所以，当代中国知识界希望通过复兴国学、儒学并推动相关学科建设，既是为了延续中国学术的知识传统，同时也是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但是，人文学科的价值则总是非常稳定，那些基本的人文价值往往具有恒常性。

从春秋战国到晚清时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在诠释中国传统学术时，均坚持了这一态度。国学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来考察。

国粹之说强调通过挖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实现中华文化中精粹、优质的传统资源、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建构和弘扬。所以说，国学看起来是一个学术、学科概念，但是，国学学科的提出、变革的背后，是为了实现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

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开始形成了一种文明的自觉意识，而国学的兴起，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自觉。研究这 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粹派希望通过对代表吾国固有之文明的传统学术等体现国粹价值的挖掘、弘扬，达到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这一种回应，既是知识学意义的，也是价值观意义的。

胡适反复强调，国故学的建立就是要引进西方学术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重新加以辨别、整理。表达价值理性的人文经典，不像表达工具理性的科学知识那样，完全以一种以普遍的人类性为知识形态特征，而人文知识则是以地域性、民族性为基础。

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一直存在两个相反相成的演变趋势和发展方向。他们还给这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国学取了另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国故学。

中国传统国学应该是以价值理性为主体的人文知识。其实，晚清以来知识界之所以提出国学概念，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知识学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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